下午突然得知：原本要代表449弄足球队来现场的“51人”刘杰身在江苏！他紧急帮我联系到了两位449弄足球界的资深人士——449弄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常敬平先生和刘杰的弟弟刘俊先生。

我对刘俊印象很深，曾陪他在训练结束后，推着助动车从龙头的足球场地（杨树浦路军工路）走到复兴岛上的轮渡码头，一路上他讲了许多小时候踢球的甜蜜故事、他哥哥从芭蕾舞学校退出回到足球运动的传奇，和后来工厂变迁的故事。今天重新见到他，觉得他比一年多前竟又年轻了许多！踢球的人不老啊。

起初，观众习惯地坐在如同看台的阶梯座位上。在我的一再邀请下，他们走下了舒服的座位，坐成了半圆型。这样，大家不会干枯地对着屏幕。这是一场没有解说的比赛直播，只有昆明现场的球迷声、歌声、遗憾声和我们身边这个现场的讲话声。没有解说地看足球，才知道球迷知道得真多。因为来看球的人不多，每个人都畅所欲言。加上有两位“老法师”在，经常会讲起60年代中国和上海足球的情况，我们好像在不同的时空里穿梭，而无法以这个现场的过程和结局、以今天所见到的中国足球和1994年商业化以来的操作来作为一种当然。

当我们提到足球在上海的工人基础，提到赤脚在弄堂里踢球的男孩，提到作为进入体校的儿童和少年在六、七十年代的自豪感，校队和厂队之间蓬勃的比赛、在市中心人民大道上举办民间自发组织的足球比赛的热闹场面……我们不是在缅怀过去，而是在提出历史中的方案，历史中的社会空间和历史中的感情。它们可以作为长远的、对于未来的参照么？

我问，既然俱乐部比赛那么好看，为什么还要看国足呢？刘俊和大家说，是因为还是有“荣誉感”。俱乐部里都是中国人花钱给外援送球，等到国家队一看，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（而且入籍中国又几乎不可能），一种“真实状况”就浮现出来。是在这个真实状况上，大家寄托了“荣誉感”。

这“荣誉感”好像很通俗，又复杂。不全是为了国家这个巨大而空洞的单位（更何况国家在1994年就放弃了对于这项运动的直接投入），也不是出于对这几个运动员的喜爱（更何况今天国家队已经没有球星），对比赛的结果更加没有奢求（只是从中寻找关于下一个“未来”的线索），那么，就应该是出于这样一种认为：足球是一种“自己的”运动，是“自己的一部分”，由此不得不在乎。

观看足球时，身体是他人的，但也是我的，是我们共同的身体。所以大家都无法接受那种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体而犹豫的运动员，因为这身体不只是他个人的。

可是今天，国足运动员的身体分明是他个人的，而不是我们大家的。这就是我们把古老的、超越个人的集体性“荣誉感”寄托在1994年之后的中国足球运动员身上的吊诡。

结束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，449弄足球队每周三次训练，周四和周日下午在老龙头足球场（135终点站附近的一块像30年前小学操场的地方），周六下午在白洋淀足球场。我看过很多电视足球转播，但我最喜欢看的还是449弄足球队六、七十岁的老伙计的日常训练。投入的、老当益壮的、一辈子热爱足球的身体——真的很好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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